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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丨伊莎白与中国的百年情缘

2019-02-22 阅读 169

2018年12月15日,“伊莎白教授纪录片首映式暨103岁生日庆祝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隆重举行。中国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张建国,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龙,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龚昌华等分别致辞,庆祝伊莎白103岁生日并观看由傅涵导演的纪录片《西方女人类学家的中国记忆——伊莎白·白鹿顶》。


年轻时的伊莎白


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加拿大人,1915年出生于中国成都,著名人类学家,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教育家、新中国英语教学园地的拓荒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创办人之一。20世纪30年代,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取得心理学硕士学位后,返回中国,开始在中国进行社会调查,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和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时期。1948年夏,新中国成立前夕,伊莎白和丈夫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来到位于石家庄西部南海山村子的外事学校任教,为中国培养外语人才和外交官,将毕生献给了中国的革命和教育事业。著有《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与俞锡玑合著)、《兴隆场的困惑》《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群众运动》(与丈夫大卫·柯鲁克合著)等作品,忠实地观察与记录着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向世界特别是向西方介绍中国。


2007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授予伊莎白教授“终身荣誉教授”。2008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授予伊莎白教授“终身名誉博士学位”。2014年,伊莎白教授荣获中国“十大功勋外教”。2018年,伊莎白教授被授予“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专家”称号。


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一百年前,两位年轻的加拿大传教士不远万里、远渡重洋来到四川,一心想为当地民众提供实际的服务和帮助,他们,就是伊莎白的父母。1912年,伊莎白的父亲饶和美,任华西协和大学教育系主任。在成都,他结识了同样毕业于多伦多大学的传教士饶珍芳,并与之结为夫妇。饶珍芳在四川倾尽全力办教育,创建了中国第一所蒙台梭利幼儿园(现成都市金硕果幼儿园)、成都市盲聋哑学校(现成都特殊教育学校),并兼任成都加拿大学校校董。


1915年,饶珍芳创建弟维学校(现成都市红砖西路小学)。就在这一年,伊莎白在成都四圣祠教堂对面的房子里出生了。父母为她取了个中文名字——饶淑梅,她果然善良淑美,顽强如梅。


回忆起童年的欢乐时光,伊莎白教授的脸上绽放出幸福的微笑,“我的父母从事教育工作,所以他们特别注重解放孩子的天性”。每年夏天,为躲避成都夏日的酷暑,伊莎白一家都会来到距成都70公里的彭州市白鹿顶度假。“白鹿渺渺随仙惟古镇鹃啼依稀蜀韵,丹花盈盈语客有教堂诗唱仿佛欧风。”这是著名诗人流沙河笔下的白鹿顶,也是伊莎白教授梦开始的地方。


伊莎白和玩伴们在白鹿河里游泳,在田埂上看水牛犁田、农夫插秧和收割水稻,爬进瓦罐里唱歌并称之为“陶罐留声机”。而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在白鹿顶的一个巨大的木桶里戏水,“那里又凉快,又美,还修了网球场,有的人在打网球,还有的人在那里爬山,我们属于爱爬山的”。


记忆中,那漫山遍野的花、扑面而来的绿,甚至是空气中阳光的味道,都令伊莎白沉醉不已。她在草地上看书、放飞五彩斑斓的蝴蝶风筝。可是,当小小的伊莎白好奇的目光从白鹿顶掠过云海、山菌、松林、野花,投向阴暗低矮的茅草屋,抬滑竿的苦力和拉纤的纤夫时,许多疑问涌上心头。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如同深不可测的古井,她渴望了解。


为了让女儿获得更好的教育,父母把伊莎白送回加拿大念书。10年后,伊莎白从多伦多大学硕士毕业后,重返成都,那一年,是1938年。


奋斗的热血青春


回到中国,伊莎白选定课题,沿岷江河谷翻山越岭,去四川理县嘉绒藏羌地区做社会调查,成为第一位走向藏区的西方女人类学者。“我很幸运,父母支持我、鼓励我,因为他们觉得我想做人类学研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可以了解社会如何发展。”从成都到理县,她在陡峭的山路间行走,一路充满风险。而充满热情的伊莎白却丝毫不以为苦,她不畏山险、不畏水急,攀蜀道、荡溜索,“你知道,那里过河是很有趣的。河上面有个溜索,要溜过去,溜到对面得赶紧撒手,因为紧接着就会溜回去。”边说,还边手舞足蹈。“我想知道,中国的少数民族人们怎么生活,他们的房子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就联系了一处人家,当时房子是空的,房主就安排让她姨妈过来,因此我俩就住在他的空房子里。”一年时间,伊莎白的足迹遍布多个地区,调查,拍照,谈话。“我和农民一起吃饭、劳动,很幸福,因为我是被信任的。”后来,伊莎白又进入彝族村落开展社会调查。正是这两次社会调查,开启了她研究人类学的道路,也是她中国故事的真正开端。


抗战时期,为研究如何发展乡村建设,改善农民生活,25岁的伊莎白和26岁的俞锡玑开始了探索性乡村社会实践。她们手拿打狗棒,脚穿草编鞋,对四川省璧山县兴隆场的1500户人家开始了挨家挨户的田野调查,积极工作的两人很快获得了大家的信任。兴隆场的调查笔记,用日记的形式,客观记录着有关当地历史沿革、政治经济、社团组织、民间信仰等方方面面的信息。1940—1942年两年时间,伊莎白和俞锡玑白天走访调查,晚上总结归纳,保存了大量鲜活事例。通过这次调查,伊莎白对中国农民真实的生活状态、社会关系等有了清晰的了解。73年后,2013年,这部社会人类学历史上首个由西方女人类学家与中国合作者完成的巨著《战争时期中国农村的身份、变革和抵拒——兴隆场》终于出版,这份珍贵的手记,细腻、翔实地记录了抗战大后方的大量日常生活细节,堪称社会人类学以及民国史、乡建运动史的必读之作。


1942年,伊莎白与英国皇家空军大卫·柯鲁克结婚。随后,伊莎白也投身于反法西斯战争中,加入了加拿大女陆军团驻英部队。1946年,退伍后的伊莎白,师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弗思教授,攻读人类学博士,继续追寻着她的梦。1947年,伊莎白和大卫远渡重洋,穿过封锁线来到中国解放区,深入十里店考察,记录当地群众实行土改的全部过程。同时,伊莎白定期向弗思教授汇报在十里店调查的人类学研究进展,并在他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


“当然啦,非常浪漫,回想起革命年代,一切都很美。人民都那么积极乐观,人们大有可为,欢欣鼓舞。主要是受到鼓舞,人一旦受到鼓舞,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就会精力十足。”伊莎白和大卫与村民们热情交谈,听不懂的时候,就连说带比画。他们与村民同吃同住,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他们用笔、打字机和照相机对中国一个村庄土改全过程做了生动、翔实、完整的记录。伊莎白和大卫倾注大量心血,用这些材料,共同写成了《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在英国伦敦出版。20年后,《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群众运动》在美国纽约问世。这两部极具社会学价值的著作,在海外引起了强烈关注,使西方人真实了解了中国的土改运动。人们看到了那个风雨变化的年代中国社会精彩的真实面貌。


当十里店的调查接近尾声时,伊莎白和大卫接到了邀请,到石家庄西边一个名叫南海山的小村子见到了叶剑英和王炳南。他们受邀参与创办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外事学校。办学之初,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教材严重缺乏,他们一方面从叶剑英送来的英文杂志中挑选适合的教学教材,一方面自己动手编写教材。这时他们不再是冷静、客观的观察家,而是中国革命的直接参与者。后来,中央外事学校随中央政府迁往北京,改名为中央外国语学院,伊莎白和大卫一干就是30多年,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外交干部和外语人才。


志同道合的爱情


这段相伴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始于1938年的成都。英国共产党员大卫·柯鲁克当时正在金陵大学任教,有一天,他看着与平日有些不一样的女教员,好奇地问:“你似乎换了新发型?”少女并没有回答,只是莞尔一笑,飞快地转身离开。这位女教员,便是临时被自己的妹妹唤来代课的伊莎白。后来知道真相的大卫,却对那位亭亭玉立、眸光灵动的代课教员念念不忘。“他很害羞,不善于表达情感。但他还是打听到我爱骑自行车,便向我的父亲请教购买自行车的事情,并且邀请我去郊外骑车。”


相识不久,他们结伴考察川西,踏着红军长征的路线行走。一路读着红军标语,走到了大渡河上的泸定铁索桥。这对怀揣着同样梦想的年轻人,手牵着手,一起走过了让人心惊肉跳的铁索桥,也一起走过了以后数十年的人生之旅。


“我很幸运,因为大卫从不以男女为界限,他注重的是别人的能力、意愿和性格,真正的以人为本。我觉得这是他最大的,不,诸多的优点之一。”说起自己的丈夫大卫,伊莎白的眼中除了爱恋,更有崇拜和自豪。婚后的柯鲁克夫妇相继从军,投身反法西斯战争。战争胜利后,这对英共党员夫妇重返中国,见证着中国的新发展,并成为新中国英语教学园地的拓荒人。


2000年,相伴60年的丈夫去世,终年90岁。直至今天,家里摆设依然保持着当初的样子。“大卫从未离开。”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草坪上有一尊铜像,这是学校专门为纪念大卫·柯鲁克设立的,铜像两旁的长椅由伊莎白的学生捐赠,供人瞻仰歇息之用。铜像底座铭刻着大卫的简历生平,还有一行字“中国人民的朋友”。这里也成为伊莎白一家时常聚会的地方。每逢丈夫的生日、忌日、结婚纪念日等特殊的日子,伊莎白总会在家人的陪伴下,来这里坐坐。她会仔细地拂去铜像上的尘埃,不放过任何角落,摆上一个玻璃杯,用颤抖的手倒上大卫生前嗜好的白兰地,举杯喂进铜像的嘴唇。临了,还细心地用手帕抹去铜像唇角的残酒,说几句心里语,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相思。


柯鲁克夫妇将一生奉献给中国的教育事业。1959年和1960年,伊莎白夫妇两次回访十里店,将采访见闻写成《阳邑公社的头几年》一书,于1966年在英国出版,被英国许多社会人类学教师指定为学生必读书。2011年—2015年,伊莎白96岁到100岁期间,她一张张观看丈夫大卫·柯鲁克生前在中国拍摄的几千张照片,凭借强大的记忆力唤回当时的情景,出版了《大卫·柯鲁克镜头里的中国》一书,并讲述自己对人类学社会学研究和中国农村不断思考和未曾停滞的重新认识。


难以割舍的中国情怀


“我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中国度过的。”


留在中国,是伊莎白在人生关键时期作出的重要选择。1948年,外事学校需要教师,柯鲁克夫妇二话不说留在中国;1957年,他们回加拿大和英国探望父母亲友,朋友建议他们留在英国,还积极帮助他们联系工作。正当他们有所动心之时,却遇上中国周边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召回全部专家。夫妇俩商量后,认为中国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不能就这样弃之不顾,便放弃回英国,再次留在中国。1966年,柯鲁克夫妇再度回英国。大卫已年近花甲,有了落叶归根的想法,但他知道妻子更爱中国,就把念头藏在了心底,一起返回中国。从此,他们的家,便永远留在了中国。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中国政府给予伊莎白夫妇特殊的专家工资待遇。但在三年困难时期,为和中国人民同甘共苦,他们提出把自己的专家工资减半,国家外专局和学校起初笃定不同意,但他们一再坚持,最后才确定将工资下调30%。这一调,就是20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才重新恢复。